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高层首次提出要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，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又两次重申要综合整治“内卷式”竞争。

但是，今年的“内卷”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并从局部向全局蔓延。电商、快递、汽车、光伏、储能、水泥、钢铁……价格战无处不在。行业龙头亏本血拼，下游供应商哀鸿遍野，产品质量难以保证，技术升级无米下锅。消费者看似薅了羊毛得了便宜，但痛快是暂时的，因此而导致的痛苦却是长期的，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道旋转门。甲行业的生产者就是乙行业的消费者，当甲行业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活下去，纷纷降薪裁员，就会导致乙行业也这么做，乙行业又会波及丙行业和丁行业。如此循环往复，就是价格的螺旋式下跌和经济的螺旋式下降，这种事情在经济史上多次发生，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大萧条。

这里要澄清一个关键问题：不是所有的价格战都不能打。计划经济由政府定价，市场经济，定价权是企业基本权利。如果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降低了产品成本，那它当然可以降价来赢得更多市场份额，这属于良性竞争，推动行业进步的同时改善消费者福利。反内卷不能一刀切地凡是降价都禁止，这么做等于奖劣罚优。

不能打的价格战是违法的价格战。

1993年制定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1997年制定的《价格法》，2018年制定的《电子商务法》都禁止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，禁止强制合作者低价销售。

这一点也是国际共识。在国际贸易中有专门的法律来约束此类行为，就是《反倾销协议（Anti-Dumping Agreement）》和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（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）》，所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都要遵守，中国政府也制定了《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》。

但近年来的价格战，很多都是违法的价格战。

以刚刚发生的外卖大战为例，三个电商巨头宣布了上千亿元的补贴，而整个外卖市场的年利润不过300亿元左右。各种形式的零元购优惠券在各平台飞舞，禁止倾销的法律条文却碎了一地。

7月9日中午，我点了一单外卖，App显示25分钟后送达，但11分钟后骑手电话请求我退单，因为我的单号是96，餐馆才做到41，没可能在14分钟后送达，不能及时送达骑手就会被平台罚款。

订单暴增的餐馆其实也没有得益，多个知名餐饮品牌老板吐槽，自己是被动卷入外卖大战，要承担补贴的大头，卖得越多亏得越多。

外卖大战是京东发起的，侵入了美团的大本营，但美团的“即时零售”做得风生水起，正在侵蚀京东和阿里的大本营，因为“即时零售”也是电商，今天能把外卖即时送达，明天就能把家电和服装即时送达。

但既然是市场经济，那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，无论外卖、电商还是即时零售，谁也不能认为这就是我的地盘别人不能碰，否则就成了黑社会。

然而自由竞争不等于没有规则，外卖大战，以及之前的汽车大战、光伏大战、水泥大战、快递大战……反映的都是同一个问题：竞争的边界在哪里？

但在实践中，企业违法成本极低，因此普遍漠视规则，这正是内卷的病根。企业在国内养成了习惯，出海之后也如此，在当地引发大量冲突，给自己造成巨额损失。我曾与一位老牌发达国家的老牌跨国公司CEO（首席执行官）讨论合规成本，我说很多中国企业都感觉全球化的合规成本太高，希望降低合规成本，您对此有何高见？他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，说自己当了16年CEO，从未与人讨论过合规成本，因为“只要是法律，你就必须遵守，这没什么可讨论的”。

内卷在升级，治理内卷也在升级。电商三巨头今年两度被政府约谈，多家光伏龙头企业被政府约谈，17家头部汽车企业被政府约谈，行业协会们纷纷发布自律宣言，承诺不打价格战、不拖欠供应商货款、不过度营销、不搞黑公关。7月1日，中央财经委员会再次强调：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。

6月27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修订版，新增若干规定，其中包括：“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。”

7月24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对《价格法修正草案》的意见，草案新增若干规定，其中包括：

“（不得）强制其他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；”

“不得对经营场所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，或者对其交易价格进行不合理限制、附加不合理条件；”

“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、技术以及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。”

首先，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太低了。请看下表，这是各地2025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。最高的上海、广东、北京，2500元上下，最低的青海，只有1880元。其他城市我不好说，北京我生活了30多年，一个月2420元，即便不用租房子，也很难维持个人生存。

其次，中国的社保覆盖面不足，水平不高，且苦乐不均。根据人社部数据，2024年末城镇就业人员中，仍有1亿人左右未被养老保险覆盖。已覆盖人群中，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企业社保水平明显高于中小企业，但中小企业解决80%的就业。法定社保由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构成，再加上住房公积金，五险一金，构成中国的社保体系。实践中，由于负担重，中小企业普遍少交或不交社保，企业主是为了省成本，劳动者也乐得多拿点现金，甚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法定权利。

第三，超时加班是普遍现象，996是标配，007也不罕见。没几个人记得《劳动法》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，超时要付1.5倍到3倍的加班费，而且无论何种情况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。或者，即便记得，也只能呵呵一笑，“那不就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嘛。”

对企业而言，低工资低社保和超长加班就意味着低成本，低成本就有资源打价格战，一边打价格战一边还美其名曰：我们能低价是因为我们能吃苦。

“能吃苦”经常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，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来源。但“能吃苦”和“只能吃苦”是两码事，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。中国人“能吃苦”是因为过去我们穷了太久，只能吃苦。但那会儿在别人眼里，我们是低等文明下的“苦力”。当苦力没什么可自豪的，我们努力奋斗，就是为了不再当苦力。

改革开放近50年后，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，人均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1.3万美元左右，但一些国人仍然无法摆脱苦力思维，认为劳动者一旦过上像样日子，企业就会丧失竞争力，国家就会丧失竞争力。

不用跟发达国家比，跟与我们发展水平差不多，甚至还不如我们的国家比，我们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都让人汗颜。

墨西哥这几年是中国企业的投资大热门，在很多中国企业家眼里墨西哥是落后国家，去了之后才发现低成本打天下的国内思路根本不灵。去年我们也派了两名记者赴墨西哥调研，她们发现墨西哥不仅法定最低工资高过国内，而且每年要上涨20%，企业如果盈利，每年还得拿出10%给员工分红。另外每周固定工作时间48小时，超出就要付两三倍的加班费。这可不是说说而已，如果企业不依法办事，就会被员工告上法庭。许多中国经理抱怨说：墨西哥工人既贵效率又低，国内的一个工人顶得上墨西哥的三个工人。

我最近与一位著名投资人兼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。他刚做完一个中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，造船、炼钢、炼铝、电动车、光伏组件，这五个行业的综合劳动生产率，中国工人是美国工人的3倍到5倍，但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六分之一左右。我听完后说，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，这意味着中国工人在用低工资补贴全世界，这很荒诞。他说是啊，中国一定要摆脱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，这条路新加坡、韩国等国家都走过，后来他们都用提高最低工资的方法，逐渐摆脱了这个依赖，中国也应该这么做。

劳动者必须享有基本权益，这是国家进步的象征，是文明程度提高的象征。我们一定要摆脱旧观念建立新观念——任何企业，如果不能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，那它就没资格进入市场。

重物轻人、重生产轻消费，这是在长期贫困、长期匮乏的环境中形成的观念。短缺经济下，人不值钱，东西值钱。中国走出短缺经济时间还不长，旧观念深深植根于年长者心中，扭转起来很不容易。

观念指导实践。中国经济的特征，体现在产业结构里，就是工业突飞猛进，服务业严重滞后；体现在GDP构成里，就是投资和出口占比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，居民消费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；体现在分配结构里，就是居民所得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企业和政府所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；体现在财政支出结构里，就是政府用于民生社保的支出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用于投资生产的支出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中国经济形成这个特征，早期更多是观念使然，越往后越是利益使然。中国是政府驱动型的市场经济，某种程度上中央政府就像总公司，各地政府就像子公司，公司的KPI（关键绩效指标）是营收利润，政府的KPI是GDP和财政收入，谁对KPI帮助大，我就鼓励谁发展谁。

首先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前两大税收来源都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。大型工业项目动辄投资数百亿、年产值上千亿，能稳定贡献增值税。按一般计税方法，大部分货物增值税的税率是增值额的13%，中央地方五五分成；若有盈利，还能贡献所得税，企业所得税基础税率25%，中央地方六四分成，部分央企中央独享。

其次，大型工业项目还能带来可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，并拉动当地的地价房价，在房地产兴盛的时期，这方面的吸引力甚至远超税收吸引力。

相形之下，非垄断型服务业虽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，但企业普遍规模小，税收少且征收成本高，对土地财政的贡献也不大。

光伏和新能源汽车是近年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两个行业，因为它们完美契合地方政府的KPI。投资大、产值高，且是中央鼓励发展的绿色产业和先进制造业。

我们在2023年调研过一个光伏龙头企业在华北某省会城市的项目。总投资560亿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20亿元，当地政府承诺出资150亿元，占固定资产投资的47%。该市的年度财政总收入不过400多亿元。

同年在中部某省的一个地级市也上马了一个光伏项目，由一个生产治污设备的环保公司跨界投资，总投资120亿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63亿元，当地政府承诺出资44.3亿元，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0%。该市的年度财政总收入不到200亿元。

类似的故事全国各地都在上演，中国光伏产能迅速膨胀到全球需求的两倍，惨烈的价格战随之而来，但即便开工即亏损，地方政府也不会允许自己深度参与的项目退出市场。

因此，治理内卷必须三管齐下方可见效。第一推动企业遵纪守法建立规则意识，严禁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压榨中小企业；第二推动全社会形成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底线意识，让最低工资和社保能维护劳动者的起码尊严；第三，扭转重生产轻消费的传统观念，加快推动税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，把中国经济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驱动，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。

这三件事情每一件都不容易，即便我们从今天就开始行动，也得三年五载才能见效，全面完成转向，至少需要十年之功。

但归根结底，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国民福祉，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才是道德的经济发展，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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